秋声秋气读王勃:山山黄叶飞

原创 静安  2017-10-31 09:15 

秋声秋气读王勃:山山黄叶飞第1张-群贤网 秋声秋气读王勃:山山黄叶飞 文化

有唐一代诗人辈出,以诗歌传世者仅初唐就十之有九难以善终:王勃游历蜀中三年乃返,又因私杀官奴二次遭贬,并连累父亲被贬到越南的河内,王勃南下探望父亲,溺水,惊悸而死,时年二十七岁;杨炯十岁应神童试登第,三十五岁被贬到梓州,四十二岁死在盈川;卢照邻盛年苦病,拜师孙思邈,最后投水自杀;骆宾王也因《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不知所终,推测是死于乱军之中。陈子昂出身蜀中豪族,二十四岁高中进士,唐初有所谓“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陈子昂才学之高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他有真实的政治才华,据说其策论书表大有可观,但几番黜陟终于死在狱中,时年四十二岁。

这样的例子太多,无法不形成一种受虐狂式的创作论,那就是诗人或作家是不能有好日子过的。这个观感在白居易的《序洛诗》中还是只“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及至欧阳修已然成了“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从原理上考察,文艺创作确实无法避免“穷人”的客观结果,但把“穷人”当作文艺创作的必须后果,进而作为衡量文人价值甚至文章价值的标准之一,总让人觉得可疑,至于在主观上携“穷”以自骄自重,也屡见不鲜,但这都是个人价值选择,不足虑。倒是这一偏见逐渐成为“道”而被政治权力所绑架,将诗文的自省机制异化为钳制文艺的理论依据,在官方话语中一再为政治霸权及其恶果背书,施害者和受害者形成了一种令人反感的合谋,让人无法不形成一种必须但也相当做作的反射:你才作家呢,你全家都是作家!

和东晋门阀制度下毫无出路的寒门士子不同,初唐时期的诗人们,“穷”单指其际遇,而非命数。自隋开科取士,科目凡百余种,更兼读书山林的所谓终南捷径,或进入地方节镇幕府,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通道被多方面的打开了,积极入世,锐意进取是总趋势。前追古人,王勃的“穷”和陶渊明的“穷”内容迥异;后望来者,王勃的“穷”和杜甫的“穷”也很难比较:王勃的际遇无法归咎到任何切实可见的政治现实上去,他的悲剧是盛世的悲剧,没有昏君佞臣,没有党锢门阀,没有战祸离乱,没有国破家亡,他的悲剧是天时地利人和之下的悲剧,是沥除了外因的纯粹悲剧:被斥出府是因为恃才,私杀官奴也属于私仇,连他的死法都太过自然:风高浪急,溺水惊悸而死,也就是吓死的。有人总结了历史名人最不光彩的十大死法,王勃居然上榜了,我很不理解,这有什么不光彩的。

初唐四杰中,论齿序,王杨年少而卢骆年长,论才情王勃居首。今天所说的唐诗成就,既指唐诗的形制,也指唐诗的风骨。经过贞观宫廷诗人、高宗宫廷诗人、王绩、初唐四杰和杜审言,五言律诗最终在沈宋手中成熟;而所谓唐诗风骨,王绩、四杰和陈子昂的贡献尤为突出——两方面都有王勃的功绩。所谓唐诗风骨在王勃的《山中》很能管窥:

长江悲已滞,

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

山山黄叶飞。

完整,鲜明,准确,饱满,简洁,二十个字,意境尤高,使诗跃过“言志”而直奔文字本身的活力。唐人的感受路径大概和今人的正好相对,他们从南朝靡丽的声辞之美挣脱出来,感慨北歌的雄杰慷慨之气,而今天的人则会惊异于汉语本身在一千年多前就已完备的超凡表现力。 王勃是一个盛世的先声,名高而位卑,才大而官小,身逢盛世,时乖命蹇,少负盛名,英华早逝,几曲别离歌之后早早谢幕,他的命运多少昭示了一个诗人即便是在唐朝能有或应有的运与命。“穷者而后工”的谶语在王勃未必应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千古“工”句正写在他不“穷”之时,等到真“穷”时倒也依然不改其“工”:“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好在还有孟浩然这样“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闲人,不正经仕,也不奋力诗,却依然名垂诗史。他是怎么送别的呢?“空中飞去复飞来,朝朝暮暮下阳台。愁君此去为仙尉,便逐行云去不回”——照常是孟式的“淡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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